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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代表社会的修复能力
2012-05-19 00:42
易富贤 (中山水寒)
1820年之前,世界人口还不到10亿,GDP也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但从1820年到2006年,人口从10亿增加到65亿,人均GDP也增加了10倍。原因是什么?首先就是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人口有规模优势和密度优势,人口多,市场规模也大,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人口增长对现有资源是减法的消耗,增加一个人对现有资源就消耗一份,但人口增加会使非资源变成资源,如以前煤炭、石油都不是资源,后来经过科技发明,成为了主要能源。
现在社会要保持相当于上一代的人口,发达国家平均每个妇女需要生2.1个孩子。而发展中国家婴儿死亡率比较高,需要每个妇女生2.5到3.3个孩子才能保持人口的世代更替。最近200年全球人口在增加,但今后怎么样?孩子是生出来的,生育率决定今后人口数量。1960年之前,全球平均每个家庭生5到6个孩子,随着经济发展,现在每个家庭平均生2.5个孩子。联合国根据生育率预测世界的人口,分了高方案、中方案、低方案。高方案就是生育率从目前2.5的水平继续往上升,最后回落并稳定在2.5,这样世界人口在2100年会达到158亿;中方案是到2100年生育率平稳下降到2.03,世界人口达到100亿;低方案是到2100年生育率逐渐下降到1.55,世界人口会由目前的70亿略微增加,达到81亿后不断下降,到2100年将不到62亿。
一般来说,经济越发达,女性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2006年世界人均GDP(1990年美元值标准)只相当于西方国家1950年代水平,2009年世界平均中学女性毛入学率只相当于欧洲1960年代水平,因此世界平均生育率或将步发达国家1960年以后的老路,沿着联合国低方案或更低的路线走。20世纪是人口爆炸和经济繁荣,21世纪是人口坍塌和经济衰退,日本已经先行一步,欧洲人口也即将负增长,中国人口或许将紧随其后。
联合国也用高、中、低方案预测了中国人口。在低方案下,中国人口到2100年将只有5亿。这个低方案过于乐观,联合国认为中国1996年到2010年的平均生育率有1.71,但是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4左右;根据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生育率走势,中国即便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的话,今后生育率将比联合国低方案还要低。因此2100年中国实际人口将少于5亿。
很多人认为中国人口减少是好事,计划生育的初衷就是希望将中国人口降低到7亿。学部委员程恩富教授认为应“城乡一胎、奖励无胎”,将人口减到5亿,才能在100年内赶上发达国家。而在联合国的低方案下,中国人口将在2081年、2100年分别达到7亿、5亿。但2081年中位年龄将是59岁(发达国家2010年是39.7岁),也就是说一半人口超过59岁。中国2010年是8.4个(发达国家2010年是4.2个)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个65岁及以上老人,而到2081年将是1.15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人。老态龙钟的国家如何赶上发达国家?
有人说北京人口太多了,人口少了北京会更舒服,其实这种观点是荒谬的。俄罗斯地广人稀,人口从1992年就负增长,但是人口还是向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集中,因为其他城市都趋于消亡,只有这两个大城市还有些活力,吸引着年轻人口来寻求梦想。根据官方数据,莫斯科人口从1989年的897万增加到2012年的1169万:但学界认为莫斯科2012年的实际人口在1300万到1700万之间。莫斯科房价现在全球最高,人均住房面积比北京还少,交通拥堵程度全球第三。人口越萎缩,人口越往大城市集中。假如中国人口减半,那么地级市、甚至一些省会城市也将缺乏活力,人口将越来越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涌入,这些城市将更加拥挤。
中国城市拥挤、房价高的原因是中国城市是以1万人/平方公里或以上进行规划的。北京、上海更是在1.5万人/平方公里。而美国,即便纽约也只有4000人/平方公里。中国目前城市化率为50%,6.5亿城市人口分布在6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占0.7%的国土面积,5%的耕地面积,远远少于目前抛荒的耕地面积。
限制城市用地的原因是为了保护耕地,其实中国粮食根本不是问题。中国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1.1亿吨增加到现在的5.5亿吨,主要贡献来自于粮食单产的大幅度提高,由每亩68.6公斤增加到370公斤。如果今后中国谷物亩产能够达到现在韩国、美国和德国的水平,那么中国粮食将增加30%;如果能够达到现在荷兰和比利时的水平,那么中国粮食将增产70%。
人口与经济到底是什么关系?我是学医学的,细胞从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细胞,中间有很长的时间,虽然细胞没有增加,但是实际上已为细胞分裂做了一些重要前期准备。人口对经济的影响也一样,从人口增长到人均GDP快速增长有一段多要素积累期 (包括人口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源,工业基础、基础设施建设等)。
比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鼓励生育,人口增长很快,从1870年的3400万增加到1945年的7600万。但是人均GDP增长很缓慢,一直到二战以后,人均GDP才快速增长。中国在1950年到1980年的时候,人口增长较快,但人均GDP却增长缓慢,因为它有一个滞后期,到1980年后才快速增长。可以说,正是1950年到1980年繁衍的人口奠定了中国1980年后经济繁荣的基础。而中国人口在10年之内开始负增长,也意味着经济将走下坡路。
日本在1990年之后,人均GDP突然停滞。有人说是因为1985年的广岛协议;但是在协议前的6年日本GDP年均增长4.0%,在协议后的6年年均增长4.7%。有学者认为日本没有产业转型;但产业转型需要年轻的人口结构,年轻人蹦蹦跳跳没有问题,但是老年人转来转去会闪腰的。日本在1990年的时候,中位年龄已经40岁了,现在是45岁了,如此老化的人口结构,经济如何转型?其实日本1990年代经济衰退是因为劳动力增速放缓、1995年后甚至开始负增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日本是无“人”为力!
劳动力代表社会的修复能力,劳动力充足的话,即便出现经济危机,三五年之后马上就过去了,经济依然增长。一旦年轻劳动力减少,那经济就很难恢复了。日本总劳动力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减少,欧洲总劳动力在2010年开始减少,都几乎在劳动力达到顶点的前后突然出现经济衰退。中国2012年15~64岁总劳动力达到顶峰后将开始负增长,意味着过去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将终结,经济增长率将在2013年后跳跃性下降。从日本可以看出总劳动力负增长对经济的影响。日本总劳动力在1995年达到顶峰后出现负增长,日本全球500强企业从1994年的149家减少到2010年68家,占全球GDP比例从1994年的17.9%下降到 2010年8.7%,出口占全球比例从1993年的9.9%下降到2009年4.8%,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比例从1995年的150%下降到2007年的74%。
蔡昉、胡鞍钢等主流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计划生育导致的低抚养比是人口红利;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也认为生育率下降导致人口抚养比下降,为经济增长创造了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总抚养比是指非劳动年龄人口(儿童和老人)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值,因此分为儿童抚养比跟老年抚养比。比较日本和欧盟的历年的抚养比和经济的关系,发现儿童抚养比是人口投资,与人均GDP增长率是正相关关系;老年抚养比是人口还债,与人均GDP增长率是负相关关系。将儿童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混为一谈很容易混淆人口与经济的真正关系。
比较欧盟、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历年的老年抚养比与GDP增长率的关系,发现老年抚养比低于12%时,GDP可保持在8%以上的增长率;一旦老年抚养比超过12%后,GDP增长率将跳跃性下降。如1964年到 1999年台湾 GDP年均增8.5%;2000年老年抚养比超过12%,2000年到2010年GDP年均只增长4.1%。日本在1973年以前GDP年均增长9%以上;但1977年老年抚养比超过12%之后,1977年到1994年GDP年均只增长3.9%;1995年老年抚养比超过20%后,1995年到2009年GDP年均只增长0.96%。欧盟1976年老年抚养比超过 20%后,1976年到 2010年GDP年均只增长1.8%。中国老年抚养比在2012年超过12%,在2023年将超过20%。
而2013年后中国经济两个瓶颈同时到来:总劳动力开始负增长,老年抚养比超过12%,中国经济增长率将跳跃性下降。
人口学界有人担心一旦停止计划生育,会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不利于人口平稳发展,建议二胎软着陆。其实纵观人类历史,就像季节有春夏秋冬之分一样,出生从来就不是平稳的,出生高峰往往导致此后的经济繁荣。
一战后法国年出生人口是战前2.18倍,德国是战前的1.75倍。二战后法国年出生人口是战前的1.67倍。日本1947年出生人口是1946年的1.7倍。中国停止计划生育如果年出生人口增加1.7倍,由2010年的1400万增加到2400万,就近期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对长远来说却将是中国经济的救命稻草。何况即便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中国每年出生人口也达不到中国1980年的水平(每年出生2500万人)和印度现在的水平(每年出生2700万人),那有什么可怕的?
其实国际已经证明二胎方案是错误的。1960年代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实行家庭计划,提倡只生二胎,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快速下降。新加坡1984年取消该政策,1987年鼓励生育;台湾在1989年改为“三个不嫌多”,韩国于1996年提出新人口政策,现在都在鼓励生育,但难阻生育率剧降,目前这些地区生育率只有0.9到1.2。这些地区因曾“提倡二胎”而后悔莫及,中国为什么还要沿着他们几十年前的错路走?国内试点也证明二胎方案是错误的。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区从1980年代开始实行“二胎方案”,但现在生育率全部低于1.6。
因此,应该果断停止计划生育。停止计划生育对中国是一举多得:可以缓解现在的就业压力、今后的老年化压力和光棍危机,弥补今后劳动力短缺,并且使中国的经济从以前外向驱动型转变为内需消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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